转基因食品大家有什么看法
本人个人认为转基因产品不适于人类作为食品,首先第一没有任何人根据说转基因产品是100%安全的,而且转基因产品在美国的个大超市也是没有的,而且很多国家都不支持转基因产品,我作为中国人的一员 本人不支持转基因产品,不能危害到国家人民,而且没有可靠的安全保证,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本人个人认为转基因产品不适于人类作为食品,首先第一没有任何人根据说转基因产品是100%安全的,而且转基因产品在美国的个大超市也是没有的,而且很多国家都不支持转基因产品,我作为中国人的一员 本人不支持转基因产品,不能危害到国家人民,而且没有可靠的安全保证,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崔永元与方舟子就是否应该吃转基因玉米发起论战,目前支持崔而诋毁方的人居多。 【崔永元:和方舟子官司坚决不接受调解】因“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吃”产生骂战,方舟子和崔永元从微博闹上法庭。昨日庭审中,双方互指对方诽谤侮辱自己,方舟子索赔30余万,而崔永元反诉索赔67万,且均称对方“恶意诉讼”。崔永元称,和方舟子的官司坚决不接受调解。 崔永元:和方舟子官司坚决不接受调解 因“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吃”产生骂战,方舟子(原名方是民)和崔永元从微博闹上法庭。昨日庭审中,双方互指对方诽谤侮辱自己,方舟子索赔30余万,而崔永元反诉索赔67万,且均称对方“恶意诉讼”。 微博骂战闹上法庭都未现身 因涉及两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上午9时许,离开庭还有半小时,海淀法院这间法庭的旁听席已座无虚席,数十名记者赶到现场。但庭审中,方舟子和崔永元均未亲自到场。 本案起源于方、崔二人的一场微博骂战。 方舟子方称,在2013年9月和崔永元就“吃不吃转基因食品”的微博争论中,崔永元以数条微博对其人身攻击,侮辱诽谤。整理后发现崔永元微博有“我不认为这些钱都是肘子科普骗来的,肯定还有其它的骗法”、“肘子一边300万美元在美国买豪宅一边在网上哭诉安保基金不够用了”以及“骗子”、“流氓”等词语。 方舟子认为,崔永元的微博内容侮辱、诽谤自己,要求其删除于2013年11月15日到2014年2月的24条微博,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等30余万元。 庭审上,崔永元的代理人答辩认为并未侵权,表示崔永元和方舟子的微博争论是让公众了解转基因食品,而方舟子在这个问题上误导公众,微博只是对其观点质疑、批评和驳斥,“流氓、骗子”是指方舟子某些特定行为,并有依据,而方舟子则借此恶意诉讼。 随后,崔永元方提出反诉。崔永元认为是方舟子在争论中有130条微博中骂了自己,指方用了“造谣成性、诽谤成瘾、谎话谎说的大尾巴狼”、“疯狗”、“伪君子”等语言侮辱谩骂、诽谤,还质疑自己的电影、纪录片以及公益项目。对此,崔永元向方舟子索赔67万,并要求其公开道歉,其中要求其微博置顶道歉不少于一年。 庭审进行一天将择日宣判 对此,方舟子的代理人答辩认为,方回击侵权的言论是理性和克制的,均弱于崔永元的言论,并认为崔永元是该起言论的“始作俑者”。对其公益项目的评论和言论是根据事实的合理质疑,并认为崔反诉是恶意诉讼。 庭审中,因双方提交的证据量大,庭审一直延续到下午,双方对是否构成侮辱,对方是否存在侵权的恶意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因双方均不同意调解。法院宣布休庭,本案将择日宣判。 崔永元称坚决不接受调解 昨晚10时,就白天的庭审,崔永元在奥体中心举行了小型媒体发布会。崔永元称,和方舟子的官司坚决不接受调解。 ■ 现场 “人渣排行榜”被拿做证据引哄笑 昨天冗长的质证环节一直持续至下午,双方为证实对方掀起骂战不仅举出了数百条微博内容一一质证,还举出网络新闻等示例。 为证明崔永元未侵权,崔永元代理人对24条涉案微博逐条说明。对于“人渣”,崔称有事实依据是,香港凤凰卫视曾报道的一个“内地网评人渣排行榜”,方舟子在这个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这条证明说完,引起庭下一阵哄笑。 不仅如此,崔方还举出新浪微博此前进行的网络排行榜,称根据“微博谁造谣最多的”投票结果,方舟子得票89.9%,因此崔称方为“骗子”不是“信口开河”。 对此,方舟子代理人曾一度大声驳斥。针对崔举出的投票结果,方舟子认为发起人是隐名的微博用户,其组织的投票结果缺乏公信力;其次,该组织者对方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不甚明确,有一定倾向性和诱导性。此外,关于“中国人渣排行榜”的微博,只能体现出互联网上有人对方舟子进行攻击,不能作为崔来攻击方的依据。 ■ 背景 争论转基因从辩论升级到骂战 转基因食品该不该吃,能不能吃的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业界对此的争论也一直没停。崔永元和方舟子的骂战,也由此而起。 崔永元称,去年9月,某媒体刊发了《方舟子:应创造条件让国人天天吃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他认为,此内容存在可商榷性,因此发布微博:“#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随后,方舟子发微博:“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吃,但是不要传谣阻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我科普的是国际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你根本不懂,有何事实依据。” 此后,双方开始在微博上进行争论,最终上升为“骂战”,出现“骗子”、“流氓”、“疯狗”等字眼,而方舟子此后也表示将起诉崔永元侮辱诽谤自己。 #崔永元与方舟子论战# 方舟子发起活动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称应当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他表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早已被证实,而网上流传的“吃转基因玉米后老鼠长肿瘤”等都是谣言。他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上就转基因食品问题进行了争论。 方舟子声称“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对此,崔永元回应:转基因食品,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两位大V就转基因安全性在微博过招数轮,二人加起来近2千万的粉丝纷纷“助阵骂战”,目前支持崔而诋毁方的人居多。 #网友点评# 听说方舟子和崔永元在sohu微博上因转基因问题吵起来了。又一个文科生扛起了反转基因大旗,崔永元们让我再次想起清末说照相会摄魂的人了。 方博士一面号称科普,一面力拒他行人士谈科普,力捍转基因,呵呵,方博士,为了您的健康,请您天天吃转基因吧~ 正值方邪教内忧外患,乱造一团,方教主本人也灰头土脸,回应也不是,装瞎也不行,难受得要死,恰好崔永元出现了,方教主一口咬上去,从此装作很忙,“战斗很激烈”,一斗遮百丑,不仅躲开了那些令其身败名裂的质问,还可以在不久后宣布胜利,一举两得。教主真他妈英明,我是服了。 崔永元pk方舟子:支持谁不主要,主要是谁说的话对国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人。谁是专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正的研究过转基因项目吗?不要顺嘴雌黄,吃了过多的转基因产品如果对身体有害,那将是对整个民族的残害。科学是严谨的,那些研究转基因的国家自己消费转基因产品的有多少?
说我白痴 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中国青年网9月11日报道 9月7日上午,20多名主动报名的网友参加了中国农业大学玉米试验基地现场采摘转基因玉米,并煮熟品尝活动。这次活动由方舟子发起,方舟子认为“品尝转基因玉米虽无科学研究价值,但有科普价值,应当创造条件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 这次活动引发网上热议,著名主持人崔永云也转发了微博“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崔永元的转发,引发方舟子的回复,令人并为此产生争论。 以下是两人争论的实录: 崔永元: 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 方舟子: 不仅做科普要有语言和逻辑,做主持人也要有语言和逻辑。比如才说了“你可以说我白痴”,真被人当成是转基因方面的白痴了,马上又改口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懂”,这又是哪门子的“语言和逻辑”?别人究竟可不可以说你白痴? 方舟子: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吃,但是不要传谣阻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我科普的是各国际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你根本不懂,有何资格质疑? 崔永元:哪句是“传谣”?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先补习一下语文和逻辑入门再“科普”好不好?这么两句中国话都看不明白,有何资格科普? 方舟子:说转基因玉米让老鼠长肿瘤,说金大米有问题,是不是谣言?你上过了几节生物课,让你觉得自己比生物学家都懂什么是转基因?我一个生物化学博士,写了二十多本科普书,还没资格做科普?我做科普的资格还要由一个主持人来认定? 崔永元: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37岁上就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都在40岁前问世。我认为他有“资格”科普,他和小伙伴们出版的七卷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卷第一分册就是:语言与逻辑。看看,科普的确需要这基本功。 方舟子:科普当然需要语言与逻辑,但是你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居然是李约瑟写过一本叫“语言与逻辑”的书,这样的推理算什么语言与逻辑?李约瑟那本书是科学史著作,和怎么做科普又能扯上什么关系? 崔永元:科普2:科普大家李约瑟谈中医诊断和调节阴阳失衡、五行关系失常的手段时说:“虽说我们身处现代,对中世纪医生是如何洞穿这两大力量相互作用的秘密始终感到费解,但许多这类调节治疗的确使人体神经和内分泌恢复到均衡状态,对此我们绝无异议。”看来,对中医是否是伪科学当然可以持不同的观点。 方舟子:对任何问题当然都可以持不同的观点,但不等于任何不同观点都是有价值的。要证明某学科是科学,不是靠引用某名人的看法,更不是靠玩文字游戏来与现代医学的发现牵强附会,这才叫“语言与逻辑”。何况李约瑟并不认为中医是科学,所以才有“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古代产生)”。 崔永元:科普3:有趣的是,对科普大家李约瑟的诸多观点的质疑在世界范围内从未停止过,尽管他有那么好的学术背景,但他从不说这些质疑是“传谣”,也不说这些质疑“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更没有说“有何资格质疑”。所以,“著名”科普大家也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两种。 方舟子:李约瑟最多算是科学史大家,哪来的科普大家?他的研究结果是否成立,与中国科技发展无关。但是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用谣言、谎言来妖魔化转基因技术,当然会阻碍中国科技的发展。要质疑科学、学术问题,当然要有证明自己懂行的资格。不然你列举李约瑟多牛干什么? 方舟子:不同学科的门槛不一样。比如中国古代科学史的门槛不高,即使不是那个专业的,如果读得懂古文,掌握了史料,也完全可以质疑李约瑟的某个说法(事实上李约瑟的研究的确被发现错误百出,其中有的是因为他误读古文)。但是生物技术就不同了,现代生物学是高度专业化的学科,不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人,不可能发现其中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妖魔化转基因技术的人,几乎全都是电视主持人这样的外行,学生物出身的屈指可数,说来说去就是蒋高明、王月丹那么两三个奇葩。
围绕转基因技术之争,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和科普作家方舟子闹得不可开交,如今又升级到“法院见”层面。转基因食品是什么?是安全食品吗?是否值得大肆推广呢?转基因食品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各大专家是怎么说的。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在文后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探讨科学的真谛。 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从世界上最早的转基因作物(烟草)于1983年诞生,到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食品研制的延熟保鲜转基因西红柿1994年在美国批准上市,转基因食品的研发迅猛发展,产品品种及产量也成倍增长,转基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技术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学者质疑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类健康,对环境产生影响,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伦理问题,认为转基因技术不等于进步;而有的学者却十分看好转基因技术的前景,认为它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与信息科学、航天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相媲美的技术。 目前在我国由于科技综合实力、人才以及早前的科研基础实力不一,与国外相比,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此外,由于争议过大,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曾一度被搁置,许多应用研究的成果难以付诸实践,也拉开了国内外研究间的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产品市场预警专家、国家粮食法起草小组专家成员、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和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李国祥:转基因作物种植具有产量优势;应用推广存在潜在危害风险;考虑到转基因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等影响的不确定性,需要对转基因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进行监管。转基因食品上市,严格标注是赋予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而不是对转基因食品的歧视。 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博士,江苏省重点学科“伦理学”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重点研究机构“应用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高兆明:转基因技术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人类健康、血亲伦理关系等方面可能造成的巨大风险,已为人们广泛注意,相比较而言,其可能的政治伦理风险人们却注意不够。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政治伦理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人类种族生物安全,社会控制中基于垄断技术服务供给的新奴役。 现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联合国大学SUMAMAD计划国际咨询专家,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植物生态学报》、《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报》副主编蒋高明:转基因技术作为人类认识生物学规律的一种高新技术,应用于农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优势的,但同时也有一定风险。转基因作物的利与弊十分清楚。其好处是转基因技术有利于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可减少人工投入,适合机械化播种与管理;减少人工除草的麻烦,使目标作物不怕除草剂危害,可放心喷洒除草剂;对于害虫,可短期内减少农药用量,因为转基因植物细胞充当了“农业工厂”的角色。其优势可能会被不少坏处所抵消,甚至弊远大于利。那些弊端是什么?转基因技术应用对生态环境没有破坏吗?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真的实质等同吗?更关键的是,消费者吃转基因食品可以放心吗?所有这些需要转基因科学家本着科学的态度,客观告诉公众。同时,对于国内外针对转基因作物中的Bt毒蛋白、抗草甘膦Ht蛋白和草甘膦残留对试验动物影响的大量科学试验报道,都要给予正面的回应。如果不能确定,就要启动独立的第三方试验,用科学事实澄清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疑惑。在此之前,所有转基因食品及其下游食品必须依法标注,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需认识到,转基因技术应用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基因污染,除草剂用量上升,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出现。从健康角度来看,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并非实质等同。中山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转基因水稻营养成分发生了非预期的变化。2012年10月,美国伯克利大学生物工程系发表研究成果指出,两种含有Bt转基因的大豆会对小鼠肝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012年,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南“黄金大米”实验未通过伦理审批、私自让25名小学生试吃的事件。该事件折射出国内的确存在某些科学家被商业利益冲昏头脑、丧失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表示,除非出于自愿,否则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任何形式将人作为实验的对象。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生物学学院分子遗传学教授杰克·海尼曼(Jack Heinemann)长期从事单细胞细菌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水平基因转移(包括微生物抗生素抗药、转基因生物体的风险)等研究,曾成立了生物安全综合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tegrated Research in Biosafety,INBI)并任该中心主任。2005年至2009年间,他还担任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制定的专家。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目前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首先,食品法典委员会针对新出现的转基因食品的个案评估颁布了特别指南,这意味着转基因食品不会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安全的。相反,它需要通过风险评估来明确其安全性。假如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共识,那么食品法典委员会就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特别指南进行风险评估了。目前,许多国家都有相关立法。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都承认食品法典委员会所制定的转基因食品检测章程。许多国家还是《生物安全多样性公约》的签约国,也有许多国家批准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这些国际条约规定,成员国在批准进口转基因物质之前,有必要进行风险评估。新西兰民众对使用转基因产品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在新西兰,转基因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就是政府,而政府的资助恰恰推动了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他个人认为对提高农业水平来说,将有机体生物学研究作为一个工具,无疑是必然且受人欢迎的,其研究成果有助于农业发展。但对产品而言,他甚至怀疑是否需要这些转基因品种,因为农作物本身品种就很多样,我们必须尽力保护农作物及其种属自然基因的多样性。另外,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要养育现在以及未来的世界人口是否必须使用转基因技术,商业行为以及政府是否需要鼓励在农业中使用转基因技术。但却有证据表明,转基因式的农业发展是错误的选择,例如企业公共投资对可持续性农业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等。假如转基因技术能够切实解决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这些问题已经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到目前为止,转基因技术只关注那些由于社会选择而产生的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且最终会出现问题。 盖瑞· E. 默切特(Gary E. Marchan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新兴技术、法律与伦理学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遗传学博士,法学博士,他认为尽管美国转基因作物和食品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但是这一路走过来,仍然有些许突发事件或瑕疵出现。首先,出现了未经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混杂在食品供给链中流出了市场,像星联牌玉米、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生产的自由链接牌大米,以及最近发现的少部分未经批准的由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小麦等。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监管者一致认为,这些未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并未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构成危害,但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破坏。因此,急需更好的国家和国际机制出现来应对此类事件的发生,以避免不合理的、产生相反效果的商业或公共过激反应的出现。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则是,最近美国的野草和害虫对转基因中除草和防虫活性成分产生了抗体。产生抗体并不出人所料,只是需要更为严格的管理以限制有害因素对转基因作物效益的影响。这包括利用转基因作物种植区的缓冲地带,以及增强具有转基因特质作物的多样性等。美国监管系统遇到的第三个难题是,由于相对繁重且高成本的监管标准使得只有大型公司才能生产大批量的商品农作物。许多受限的商业作物,以及由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开发以满足人道主义救援而生产的转基因作物,都因为美国监管审批流程的高费用而被挤出市场。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教训就是,监管审批越严格,对诸多有益的农作物就会造成一定社会成本。在美国遇到的第四大问题就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不公平、耸人听闻而无确凿科学依据的信息传播,误导并使公众对之感到误解。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部分非政府组织和有机食品及天然产品制造商和推销商,通过对消费者鼓吹转基因食品的缺点而从中牟利。这也要求国家依据科学权威设立有力度、统一的法律法规,而非倚仗各州、各地法律法规,因为这很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情绪或党派的影响而不能做到科学公正。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2011年10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文探讨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他认为“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5年,尽管传闻不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各国实施了科学、规范的管理,转基因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加工食物的种类和食用人群仍在逐年扩大。每年全世界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确实没有发生过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事件。因此,应当肯定: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近年对此也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仍应积极推进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和产业化。当然,所有的高新技术的发展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转基因安全风险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我们仍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安全评价和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转基因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完善,其安全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对转基因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安全上,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存在一定威胁,包括过敏原、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转移等;对环境有潜在影响,包括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等。第二,在技术使用和知识产权上,有人担心,世界粮食生产可能会被少数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会日益依赖发达国家,也可能存在生物剽窃,或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等现象。第三,在道德上,谴责之声质疑转基因违反自然生物的内在价值,通过混合物种之间的基因篡改自然,并反对植物中存在动物基因。另外,有些国家并非强制性要求标记转基因食品,而且还存在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而未进行标注的现象。第四,从社会角度看,转基因技术给富裕国家带来了更多利益,而不是贫穷国家。 链接: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http://health.sina.com.cn/hc/2013-06-25/153590529.shtml 转基因食品有哪些优缺点http://health.sina.com.cn/hc/2013-06-25/171590540.shtml 特别策划:转基因技术应用——争论与探索http://www.cssn.cn/djch/djch_djchhg/zjyjsyy/ 崔永元:自费调查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 http://www.cssn.cn/zm/zm_jxxg/2013nxmkhsy/201401/t20140106_936732.shtml 袁隆平早已承担转基因重大专项http://www.cssn.cn/zm/zm_bjtj/201401/t20140103_935332.shtml 陈锡文谈我国转基因农产品食用安全问题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sh/201310/t20131030_768566.shtml 权威专家撰文: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sh/201310/t20131030_766078.shtml 加快转基因作物产业化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jj/201310/t20131030_759547.shtml 欧洲法院对转基因土豆亮“红”牌http://www.cssn.cn/gj/gj_hqxx/201401/t20140102_934397.shtml 转基因很复杂,但也可以简单http://www.cssn.cn/pl/pl_lyzj/201312/t20131227_929265.shtml 《长江日报》:解决转基因争论既依靠科学也尊重民意http://www.cssn.cn/zx/zx_yw/zx_pl/201312/t20131227_927507.shtml 崔永元回应媒体调查转基因迥异:超搞笑 你哪位http://www.cssn.cn/xwcbx/xwcbx_rdjj/201312/t20131225_924840.shtml 媒体称与崔永元同期赴美调查转基因结论迥异http://www.cssn.cn/xwcbx/xwcbx_rdjj/201312/t20131225_924803.shtml 节约粮食才有底气拒绝转基因http://www.cssn.cn/zk/zk_sp/201312/t20131224_924337.shtml 中国退运54.5万吨美国玉米 检出转基因成分http://www.cssn.cn/jjx/jjx_gdxw/201312/t20131224_921535.shtml 崔永元详谈与方舟子论战转基因食品安全http://www.cssn.cn/zx/zx_yw/zx_tt_1587/201312/t20131222_920120.shtml 美日高价进口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不仅吃还做药http://www.cssn.cn/zk/zk_sp/201312/t20131218_911977.shtml 彻底降低转基因作物“试错”风险http://www.cssn.cn/xr/xr_zl/201311/t20131125_880046.shtml 转基因食品安全究竟有无定论?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310/t20131030_800566.shtml 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 培育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兴产业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310/t20131030_798248.shtml 灰科学与灰创新系统:转基因产业快速崛起的关键因素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310/t20131030_795535.shtml 中国公众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三重缘由之探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310/t20131030_795525.shtml 转基因商业化是一场“共谋”?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sh/201310/t20131030_769154.shtml 调查称广州在售大豆油100%转基因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sh/201310/t20131030_769107.shtml
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转基因实验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或者把垃圾转变为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5000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球。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科学家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除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科学家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科学家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之前已经跃跃欲试的不少大公司由于对这项研究前途未卜,也停止了投入和赞助。 转基因技术存废争论 令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舆论和公众曲解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隐患,一时间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作为创作题材。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研究会创造出难以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要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从中看到了争取选票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己打扮成反对转基因的斗士,为转基因研究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经过两年对重组DNA研究的禁止——这期间对其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准则。然而,逐渐的,随着试验工作的积累,并没有什么致命的菌株从哪家实验室意外逃脱,这导致这家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准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回顾过去的几年围绕基因重组技术研究存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事实上,除了用事实教育大众,科学家们也都不再沉默,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基因重组技术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对医学、农业、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年底出台了新的管理条例,取消过于严苛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5年的原地踏步。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段充满哲理又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行为。最终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突飞猛进,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2012年美国加州公众通过投票否决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提案。如今,在美国虽然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专赴美国拍摄的长记录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些被当做专家采访的人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存废讨论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在中国,来自宗教信仰对于民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担心来自于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和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科学界没有参与公众话题讨论的传统,科学家们不愿意因此引火烧身。但在媒体话语权普遍被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的背景下,科学界的缺席必然导致舆论的一边倒。 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研究如果不能从舆论环境上来一次反转,必将影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的进度,丧失在这个领域潜藏的机会。
摘要: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应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引人注目的基因泰克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 6月 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搞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人体生长素。 风险投资虽然在基因重组产业上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内部,科学和科学家仍然被摆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在这家公司享有特殊待遇:笑纳最高级别的薪酬却不用承担任何管理职能,公司甚至允许他们花大量时间在非公司项目的研究上。 孟山都成为领跑者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进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上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监管程序规范发展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万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这种井底之蛙的阴谋论,除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转基因食品一直备受关注,网上流传的“转基因食品名单”靠不靠谱?一些所谓“鉴别转基因作物方法”正确吗?国家正式批准生产或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有哪些?就这些问题,农业部及专家学者给予了解答。 我国转基因作物有哪些? 【回应】已批准安全证书的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只有棉花、番木瓜批准商业化种植 “截至目前,我国批准了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在有效期内的作物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谢家建介绍,证书的发放是根据研发人的申请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评审,经部级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批准的。证书的批准信息已经在农业部相关网 站 上 公 布(http://www.moa.gov.cn/ztzl/zjyqwgz/),各批次的批准情况都可以查询。 取得了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不能马上进行商业化种植。谢家建介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要求,转基因作物还需要取得品种审定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入商业化种植。 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申请品种审定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与现有品种有明显区别;遗传性状稳定;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具有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审批、经营许可证审批都需经企业注册所在地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目前,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尚未完成种子法规定的审批,没有商业化种植。”谢家建表示,“我国已经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 我国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甜菜。这些食品必须获得我国的安全证书。 据了解,我国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农业部门负责转基因生物标识的监督管理,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在口岸的标识检查验证。据介绍,这些管理制度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标识做到了应标尽标。 与传统食品不同就是转基因? 【回应】目前市售圣女果、彩椒、小南瓜、小黄瓜都不是转基因食品 网上流传一份转基因食品名单,包括“圣女果、大个儿彩椒、小南瓜、小黄瓜”,对此专家并不认同。 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研究员王志兴说,小番茄也叫圣女果、樱桃番茄,是自古就有的番茄品种,只是因为个头小、采摘不便、产量低,最早仅作为观赏用,后来发现食用方便,口味经过改良后逐渐流行。个头小是天生的基因差异,不是转基因的结果。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副研究员吴刚表示,圣女果更接近人工驯化前的野生状态,其实野生的板栗、核桃、苹果等也都远小于常规栽培品种。人类驯化野生植物一般是为了提高产量,主要做法是增大果实,但随着人们对食品要求的多样化,出现了很多小型化的瓜果蔬菜,如早春红玉西瓜等。这些小型化品种都来源于带着祖先原始基因的种质资源,与转基因无关。 吴刚说,小南瓜和小黄瓜也不是转基因食品,仅仅是未充分成熟的南瓜和黄瓜。如果继续在田间种植,小南瓜和小黄瓜最终会生长成普通的大南瓜和老黄瓜。 关于大个儿彩椒,吴刚表示,大个儿彩椒含有不同类型的花青素,表现为更丰富的颜色。花青素的变异在植物中很常见,像鲜花同一个品种就有不同颜色,萝卜也有红萝卜、绿萝卜、白萝卜等。“我国曾经批准过抗病毒甜椒的商业化种植,但与常规甜椒相比,转基因甜椒并没有明显优势,因此被市场自然淘汰。” 吴刚说,在有些品种中,突变产生的颜色甚至取代了野生的颜色,成为栽培品种的主流,如原始的胡萝卜以紫色居多,现在最常见的橙色胡萝卜是荷兰育种家根据荷兰国旗颜色选育出的。因此,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果蔬,其颜色跟转基因没有什么关系。 王志兴解释,棉花、辣椒、玉米、水稻等有不同颜色,是天然存在的遗传基因差异,并非转基因的结果。比如彩色棉花从古就有,但由于彩色棉花纤维短、强度差,过去很少种植,而现在因为不染色吸引了部分消费者,农民就开始种植了。彩色辣椒也是天然存在的,只是过去未大面积种植,普通消费者很少见到。 吴刚表示,以上这些瓜果蔬菜都是常规育种手段非常容易做到的,用转基因反而是不经济的做法。“常规育种主要通过选育获得具有新性状的新品种。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选’。自然发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是随机发生的。”吴刚解释说,“无论大小、颜色,在自然界的自然突变体中,都可以找到。育种家做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些突变体找到,并和其他好的性状聚合到一起,成为品种。”吴刚介绍,番茄、甜椒、南瓜、黄瓜在国内外都曾有转基因研究并获得转基因植株,其中仅有番茄与甜椒获得过世界范围内商业化种植的批准。商业化种植过转基因番茄的国家有美国(6种)、墨西哥(3种)、日本(1种)、中国(1种,“华番一号”)等。 吴刚解释,早期没有延熟番茄,转基因的延熟番茄储藏期长是个优势。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育种家们获得了非转基因的延熟番茄,转基因番茄在储藏方面的优势不再,产量低就成为很大一个问题,又因皮厚口感差,直接被市场淘汰。 “自从1998年以来,全世界已经没有新的转基因番茄获准商品化种植。在我国,转基因番茄已经退出市场。”吴刚说。
新华社记者 欧盟现在对转基因食品严格管理,重要原因是存在以法国为代表的“反对转基因”力量,但英国政府却一直呼吁支持转基因的发展。与官方态度有分歧不同,两国民众都比较怀疑转基因,而科学界主流都表示支持。 欧盟对转基因的态度比较保守,在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规定后,自2003年7月起允许转基因产品在保证可追溯性的前提下在欧盟市场上出售,相关产品必须从始至终在标签上标出“基因改良”或“加工自某种转基因作物”的字样,食品和动物饲料任意成分中转基因含量低于0.9%时则可以不加标志。 法国是重要的反对力量。虽然欧盟批准了美国孟山都公司MON810转基因玉米的种植,但法国国内拉锯战不断。2008年,法国政府声称这种玉米对“动植物存在不利影响”,暂停了它在国内的种植,三年后,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这项禁令无效;2012年3月,法国农业部等机构再次声明暂时停止这种转基因玉米的种植,今年8月,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再度判决这项禁令无效。法国农业部长斯特凡纳·勒福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管最高行政法院的决定如何,法国政府保持一贯立场,即不支持转基因作物。 英国政府则一直持支持态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时任首相布莱尔公开表示自己就吃转基因食品。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现任大臣欧文·佩特森在今年10月中旬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说关于转基因食品会引发“特殊健康风险”的指控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全球有1700万农民种植着1.7亿公顷转基因作物,我从未听说一例与此相关的健康问题”。目前欧盟国家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只占全球的0.1%,佩特森认为这种落后值得忧虑,表示英国应主导支持转基因作物的发展。 在双方博弈下,目前还是有40余种转基因作物获准进口到欧盟销售,品种涵盖玉米、棉花、大豆、油菜、土豆和甜菜等。法国绿色和平组织表示,由于该国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抵触情绪,法国超市货架上只有30多种转基因食品,主要是进口食品,包括大豆油、爆米花、棉花糖等。 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疑虑在两国都较大。法国民意调查机构Ifop2012年进行的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对转基因产品表示担心;英国也有调查显示,约八成民众仍不愿接受转基因食品。还有一些激进的反对转基因人士和组织,屡屡冲击和干扰用于研究的转基因作物试验田。 不过两国科学界的主流都对转基因食品表示支持。虽然都曾出现一些研究人员的质疑,但随后都被本国科学界权威机构“辟谣”。例如上世纪末苏格兰研究人员阿帕德·普斯陶伊称,喂食转基因土豆的幼鼠会出现肾脏损伤、免疫系统受损等现象,但英国皇家学会对这一研究的评估结论是研究过程漏洞百出、判断并不科学。法国卡昂大学研究人员塞拉里尼2012年称转基因玉米导致实验鼠减寿,但法国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和国家卫生安全署认为这项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法国农业部也承认塞拉里尼的论述不能推翻对该转基因玉米的“无害”评估。 对于学界共识与公众态度之间的这种差异,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安东尼·奇塔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公众对某些研究结论的不理解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都会有,在转基因之外,在核能安全性、页岩气开采等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科学界对此应继续加强研究,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 观察家 央视记者在超市扛几袋米就能查出转基因,当地农民随便在田里看一眼,就能分辨出转基因水稻。湖北农业厅用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抽检上千样品,却找不出“转基因”。 据央视报道,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家大型超市,随机购买了5种大米。随后将这些大米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五种大米中,有三种含有转基因成分。记者随后调查发现,当地种子市场上有转基因抗虫稻种在销售,许多农民在种植这种转基因抗虫稻。 此前,曾不断有媒体报道,湖北市售的大米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当地一些农民在种植转基因稻。有国际组织还在武汉抽样大米,送到国外检测,称发现转基因成分。但对于这些消息,有关部门一再否认。今年5月,湖北省农业厅方面称,其在省内抽取水稻种子、植株、大米等样品1300多个,检测结果尚未发现一例样品含有转基因阳性成分。 但央视的调查和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戳破了“湖北没有市售转基因大米”的假象。央视记者在超市扛几袋米就能查出转基因,当地农民随便在一块田里看一眼,就能分辨出转基因水稻。而湖北农业厅用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抽检上千样品,却找不出“转基因”。两相对比,不禁让人哑然。 这些非法的转基因稻种是如何流出的?作为最初种子的源头,华中农业大学否认是自己泄露的,转基因稻种包装上的生产商,也否认是自家生产的稻种。而一般农民没有制种能力,更是不可能。央视的调查没找出种子来源,但种种信息显示,湖北地区存在着一个规模可观,从制种到售种的地下产业链,这样的产业链正在让转基因稻种走向失控。 如此现状令人忧虑,转基因稻种侵入农田,并与其他稻种杂交,这对于农业乃至物种安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转基因大米在公众被蒙蔽的情况下,被大量消费,公众的知情权被置于何地?国家至今未批准转基因大米进行商业种植,显然是考虑到这项技术仍存在的风险,但现实中的转基因大米种植销售,事实上突破了审批关口,令国家法令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转基因稻种失控,有关方面必须追查源头。不但要追查出这些转基因稻种的最终来源,锁定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要查清一些地方的农业部门为何对于转基因大米蔓延漠不关心,其中,有没有官员存在失职渎职。还有,就是要查清并公布目前转基因大米的扩散现状,包括种植地点和面积数据,含转基因大米的品种,产量以及市场销售流向,收缴这些大米,同时向民众发出消费警示。 我们现在重视食品安全,转基因稻种的失控,其实就是一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此前,中国出口米制品被发现转基因成分后,有关国家启动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反观国内,却是一片平静。无论如何,这种对于转基因非法扩散的无动于衷不能再继续下去。转基因虽非洪水猛兽,但可怕的是隐瞒。对于央视的曝光,湖北以及国家农业部门应当正面回应,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提要:反转分子渲染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反转的国家,实际就是一个谣言,真相是:俄罗斯不仅进口多种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饲料,而且俄罗斯政府正在立法,准备在2017年批准转基因作物可以在俄罗斯种植。 反转分子造谣俄罗斯政府不仅禁止转基因作物栽种, 而且禁止转基因食品和饲料进口,造谣说俄罗斯是全球反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最坚决的国家。我这里就给大家关于俄罗斯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一个真实数据。 俄罗斯已经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 我把俄罗斯已经批准进口做食品和饲料的转基因作物名录给大家列出(图1、图2) 除了上面已经被俄罗斯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外,尚有抗根虫corn5307、抗除草剂的HPPD大豆等5个转基因作物等待审批。所以说,国内反转分子散布的俄罗斯不吃转基因食品、抵制转基因作物是一个谎言。 俄罗斯也有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大豆和玉米):尽管俄罗斯地域辽阔,不缺土地种植农作物。但俄罗斯也有非法偷种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的事例。非法偷种的原因是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抗虫性能好,抗除草剂性能好,不打农药,田间杂草管理简便。 由于俄罗斯进口的食用和饲料用的转基因大豆有可能被农民非法种植,2013年俄罗斯成立了有一个‘Agricultural GMO-monitoring’(农业转基因作物监控)项目, 监控俄罗斯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俄罗斯联邦也准备让转基因作物合法化种植,以杜绝转基因作物非法被农民偷种。 俄罗斯立法规定2017年俄罗斯可以合法栽种转基因作物:为了不让转基因作物在俄罗斯非法种植, 以及让转基因作物在俄罗斯合法栽种,2014年6月份,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个由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的“俄罗斯联邦546法规文件”,批准在2017年可以在俄罗斯种植转基因作物。之所以是2017年是因为俄罗斯目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配套手段还缺乏,需要制定一系列配套法规、基因检测技术和安全评估方案。下面是“俄罗斯联邦546法规文件”的开头和结尾,全文各位可以自行去查阅。(图3)
资料图:刘戈 原标题:刘戈:对比美国转基因研究 为何中国反转基因力量比美国更加立体 作者刘戈,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刊于人大重阳网。 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 “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或者把垃圾转变为燃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五千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眼球。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是一个宗教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和这个国家发达的科技水平以及教育普及的程度完全不匹配。在欧洲,随着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社会主流人群大多远离了宗教,而这一趋势在美国十分不明显。在基督教看来,自然万物是上帝缔造的。如果有人能够创造新的物种去“制造生物”,岂不是打乱了上帝对世界秩序的安排?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尊用铜制作的雕塑,两片看起来像胶片的东西呈螺旋状交织在一起,这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这个双螺旋结构和原子结构被看做是科学的图腾。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特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科学家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楚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 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科学家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科学家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 之前已经跃跃欲试的不少大公司由于对这项研究前途未卜,也停止了投入和赞助。“虽然有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大公司通过股权、合资和研究合同将自己与那些小的基因公司联系在一起,但他们直到最近才制定出自己在基因工程上的发展计划。他们之所以犹豫观望,源于社会上对重组DNA的可能产生危害的狂怒态度。他们害怕这种争议导致长期不利的舆论环境和政府管制。”《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写到。 令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舆论和公众曲解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隐患,一时间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作为创作题材。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研究会创造出难以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要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从中看到了争取选票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己打扮成反对转基因的斗士,为转基因研究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经过两年对重组DNA研究的禁止——这期间对其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准则。然而,逐渐的,随着试验工作的积累,并没有什么致命的菌株从哪家实验室意外逃脱,这导致这家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准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回顾过去的几年围绕基因重组技术研究存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事实上,除了用事实教育大众,科学家们也都不在沉默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基因重组技术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对医学、农业、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年底出台了新的管理条例,取消过于严苛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五年的原地踏步。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段充满哲理又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行为。” 最终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突飞猛进,在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2012年美国加州公众通过投票否决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提案。如今,在美国虽然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专赴美国拍摄的长记录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那些被当做专家采访的人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存废讨论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 在中国,来自宗教信仰对于民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担心来自于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和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科学界没有参与公众话题讨论的传统,科学家们不愿意因此引火烧身。但在媒体话语权普遍被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的背景下,科学界的缺席必然导致舆论的一边倒。 同时由于政府在决策上向来没有广泛的磋商和沟通机制,导致公众对政府决策程序和目的的怀疑,也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公众的怀疑意识。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研究如果不能从舆论环境上来一次反转,必将影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的进度,丧失在这个领域潜藏的机会。 1980年,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前,由于对转基因技术天然的恐惧和大规模的妖魔化,美国政府开始对这一技术的研发设置重重壁垒,众多大公司停止了他们对这一突破性技术的产业化尝试。 在此之前,人们更担心的是核爆炸和化学工业可能带来的生物变异,日本上世纪50年代首创的电影《哥斯拉》被反复翻拍并衍生出《汉江怪物》之类的电影,反应的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生物变异可能引发灾难的恐惧。如果人类科技发展的意外都可能带来不知道什么样的“怪兽”,那么当人类可以任意的剪辑组合基因顺序,就真的不知道可以搞出什么样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呢。 实际上,人们在认识自然、掌握科学的过程中,产生这种朴素的担心并不奇怪。本质上,科学就是极少数最聪明的人对绝大多数平庸之辈的超越,就是人类社会中专业分工的最高级结果和日常吃喝拉撒世俗生活的强烈反差,就是那些用实验和数字寻找自然规律的牛人对用修辞和情绪分析社会的意见领袖之间的无声嘲讽。 因此,科学总是会被远离科学的大众所共有传统和愚昧所误解。从布鲁诺被教会烧死,到慈禧太后相信铁路会惊动大清的龙脉都是这种必然矛盾的典型案例。除了担心科学本身,人们还担心谁会掌控科学。一旦科学被狂人、恶魔或者敌人控制,科学也就不再单纯是人们探索自然改变命运的正能量了。中国人现在对转基因的担心,同时交织着这两种情绪。从网络上反转基因群体的反应看,所谓“公知”,通常是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情绪饱满、逻辑混乱的投入到反转基因的行列中,而所谓的“五毛”则因为把转基因当做是美国人毁坏我经济、颠覆我政权和灭我人种的工具。因此水火不容的两只力量居然在这个问题上坚定的站在了一起。在中国目前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社会发展阶段下,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学成果和科学成果被滥用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然而,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既不取决于教会也不取决于政府,更不取决于大众,而是取决于商业。从十九世纪开始,商业就成为推动人类好奇心前进的最主要动力,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这种推动作用占据了几乎绝大部分领域。 “有十多家小公司似乎已经制造出用重组DNA过程制成的商业化产品,而且既然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在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的生命形式可以获取专利,进步就可能来的更快一些。”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最高法院的这项划时代裁决的同时,也挖掘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小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在若干年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的领先企业。于大公司瞻前顾后的态度不同,一些商业嗅觉灵敏具有远见卓识的投资人看准了转基因技术未来巨大的商业价值,他们直接找到那些不被理解的科学家们,小心地培植着他们未来的摇钱树。 最典型的案例是基因泰克公司,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生物技术公司。1975年,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年仅27岁的罗伯特·斯万森嗅到了基因重组技术可能带来的商机。他主动找到DNA重组领域的奠基人赫伯?玻伊尔教授,动员他和自己合伙成立一家基因技术公司。一位乳臭未干的风险投资家和一位大科学家的合作创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 罗伯特·斯万森麻省理工化学学士学位和商学院MBA的学历背景帮了他的忙,让他能够搞有能力搞明白究竟是谁走在了科学研究的前端,同时也能搞明白谁的研究可能产生商业价值。 斯万森在要求会见玻伊尔的电话里,只要求对方给自己十分钟时间,但见面他们一口气讨论了三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斯万森就下定了将自己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去的决心。第一笔投资是斯万森个人省吃俭用省下来的2.6万美元。几个月后斯万森说服了自己的老板,从自己就职的风险投资公司融到了10万美元作为公司研究开发启动经费,投资公司获得了基因泰克25%的股份。又过了9个月,另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向基因泰克投资85万美元,同样持股25%。与上一次注资相比,每股价格从12.5美分上涨到78美分。而此时基因泰克还没有一个产品问世。 1978年,基因泰克公司成功合成了生长激素抑制素。这一重大突破虽然离商业化依然遥远,但使学术界和企业界对基因泰克刮目相看,风险投资自然纷至沓来。基因泰克第三轮融资,吸引了95万美元投资,但是这家风险资本公司只得到了8.6%的股份。基因泰克的价值不断上涨。最高法院裁决的生效,让基因重组技术的前景一片光明。1980年10月14日,基因泰克公司股票成功IPO并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一家还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产品的公司,这是一家总收入只有900万美元,税前利润仅为30万美元,成立只有四年的小公司,然而它却上市了。基因泰克的股票在上市后的第一个小时,股价就从35美元上涨到88美元,即使在频频创造财富奇迹的纳斯达克,这样的上涨速度都是少见的。实际上,直到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才真正推出自己的生物医药制品——人体生长素。 风险投资虽然在基因重组产业上有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内部,科学和科学家仍然被拜访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在这家公司享有特殊待遇:笑纳最高级别的薪酬却不用承担任何管理职能,公司甚至允许他们花大量时间在非公司项目的研究上。 随着转基因技术在法律层面的障碍消除,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大举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将转基因应用从医药领域推进到农业领域。全球农业领域最著名的公司孟山都成为领跑者。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正式投放美国市场。这种西红柿耐存储的特性使其货架寿命大大延长。此后,抗虫棉花和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油菜等10余种转基因植物获准商品化生产并上市销售。 在此之后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和种类急剧增加。1996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仅为170万公顷,之后转基因作物面积一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世界有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转基因作物种植或实验。其中,农业生产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进70%。被商品化的主要转基因作物有大豆、棉花、油菜和玉米四类。从性能上区别上,转基因作物也分为四类:一是可抵御害虫侵害、减少杀虫剂使用的作物;二是抗除草剂作物;三是抗疾病作物;四是营养增强性作物。 解除了法律上的障碍,美国并非对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化放任自流,而是在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下规范其发展。1984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能够监管。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在该工作小组的建议下,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框架书中阐述的联邦政府的结论是:经生物技术改造过的生物体同普通生物体相比,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要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 在这一管理框架下,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DA(农业部)和EPA(环境保护局)三家机构,构成了转基因安全性审查的三道防线。USDA是第一道,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EPA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他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最后是FDA的第三道防线。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还有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以及怎样标记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部门并非中国人理解的部委局,除了行政职能,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以FDA为例,其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拥有近100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员工是科学家。因此,把美国转基因技术和生产的合法化以及迅猛发展说成是一个公司或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是无稽之谈。在一个依靠选票来更换领导人的国家,要买通所有的政客和科学家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商业的促进、政府的规范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拒绝科学上的跟进,这种井底之蛙的阴谋论,除了进一步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转基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大国遭遇阻击,其实不算一个意外。如果我们回溯到清末,虽然已经被西方列强折腾的奄奄一息,但那个时候,在由皇室、官员、商人、地主构成的社会主流人群中,我泱泱中华帝国物华人杰、皇天后土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所以铁路会惊动大清龙脉,摄影会吸人魂魄的说法被普遍接受并不奇怪,现代科学完全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思维范围之外的奇谈怪论、奇技淫巧。 自五四运动,中国主流社会对于现代科学的看法有了一个大逆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永远有水火不容、舞刀弄枪的争论,科学落后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成为共识,没有谁不把振兴教育、发展科学作为向人民许诺的强国的路径。 在几乎整个20世纪,虽然很多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并且私下里对祖上传下来的各种陈规陋习、迷信大神儿深信不疑,但表面上都把热烈拥抱科学当成思想进步、紧跟时代的象征。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令全球瞩目的高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同时伴随而来的拜金主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风行。民族自信的大幅提升和对现实人心不古的强烈忧虑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或明面上或骨子里对西方的膜拜,进而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而现代科学由于和西方社会天生的连带性,自然也成为一部分社会主流人群反思和质疑的对象。 这种思想潮流和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的教会势力、反全球化势力、环保原教旨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反转基因势力的背景、宗旨和行为方式显得缤纷多彩、百花齐放。 在全世界范围内,阴谋论永远是缺乏知识和耐心的普罗大众和不少人文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最简便而有趣的手段。全世界反转基因斗士们当然不会例外。有阴谋论当然要有假想敌,没有什么比设立一个假想敌更能团结同志鼓舞斗志了。现在中国的反转基因都斗士为自己设立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假想敌,一个是孟山都公司,另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 把孟山都公司作为阴谋论的假想敌是直接从国外继承过来的,原因很简单,迄今为止孟山都公司是转基因最大的获益者。经过美国和欧洲反转基因人士、反战人士、环境保护人士、反全球化人士几十年来共同不懈的努力,孟山都公司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家恶贯满盈的公司。 孟山都的第一宗罪是他的出身。孟山都公司在1901年由约翰·奎恩伊创建,他用自己妻子的姓氏“孟山都”(Monsanto)为公司命名。对于孟山都公司为什么这么坏挖掘的最深的一个传说是:约翰最早是个奴隶贩子,靠着从非洲向北美贩卖奴隶和对中国走私鸦片积累了第一桶金。而实际上1865年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时约翰不过6岁,也许这个传说安排在约翰父亲的身上更符合逻辑。这个“出身”版本的广泛流传为各种有关孟山都邪恶传说埋下了伏笔。 在转基因技术推广之前,化工行业是名声最差的行业。目前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PX项目运动依然不断的证明人们内心深处对化工行业的恐惧。的确,在人类历史上,由化工企业造成的环境灾难和人道主义灾难不胜枚举,但人们在反对化工厂建在自家门口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忽略掉没有化工工业就没有现代生活的基本。 凑巧的是孟山都的前身就来自这个“臭名昭著”的行业 孟山都发明了糖精,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主业。40岁以上的中国人会对糖精带来的那种怪异的甜味有记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人们靠这种化工产品让非常粗糙的玉米窝头变得容易下咽一些。对于如果愿意可以想吃多少白糖就吃多少的的年轻一代来说,糖精是一种听上去就十分让人不快的食品添加剂。孟山都靠干这一行出身,看起来很“LOW”。 孟山都的第二宗罪是环境灾难。1930年代,孟山都开始涉足农药和化肥领域。随着美国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化,对除草剂和除虫剂需求日益旺盛。1956年,孟山都公司的除草剂“草毒死”和“草克死”面世。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大面积使用,大幅提高了粮食单产,减少了人工成本,但随即也带来了明显的环境问题。曾经引发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著名著作《寂静的春天》,主要反应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越南战争中,美军为了对付游击队,大量使用孟山都生产的除草剂“橙剂”,引发当地的环境灾难和疾病,更让孟山都戴上了战争屠夫的帽子。 而事实上,转基因农作物恰好是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污染环境问题而研发的应对方法。为了解决除草剂和杀虫剂带来的环境灾难,孟山都发明了号称无毒的除草剂“草甘膦”并将其命名为“农达”。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农达的配套产品。其基本原理是,如果农作物能够很好的抵抗农达的杀伤力,将大大提高农达的效力。孟山都将抗农达基因编辑进普通的大豆的基因中,转基因大豆应运而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转基因恰好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才发展起来的。美国正是因为大规模使用了转基因种子,才缓解了杀虫剂和除草剂带来的环境问题,“寂静的春天”才又恢复为“喧闹的春天”。否则,如果没有转基因作物,以美国的农业生产模式,美国的春天将依然是“寂静的春天”。 孟山都的第三宗罪是垄断。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开始在全球范围收购种子公司。从1995年到1998年间,孟山都公司总共花费80多亿美元,收购至少10家大型种子公司,控制了美国一大半农业种子市场。孟山都被指控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他们先用优势的转基因棉花种子摧毁传统棉花种子市场,逼迫农民不得不使用高价的转基因种子。高额的种子成本投入,使得农民们面对市场时压力巨大。棉农自杀的案例在印度的棉产地屡见不鲜。孟山都成了谋财害命的刽子手。 公允的说,将由于棉花价格的波动和棉农使用转基因棉花种子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印度棉农的自杀现象归结在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上是偏颇的。首先,众所周知印度农民在种植转基因棉花之前并不是富裕的农民,事实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来都是艰难的。其次,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棉花的产量,大大改善了棉农的生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从经济效益来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每亩比对照可平均增产7.5千克皮棉,按10元/千克计,每亩可增收75元;每亩减少农药投入50元、减少人工投入计工费30元,也就是说,推广转基因抗虫棉,每亩可增收节支155元。 一家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美国公司通过收买中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并最终垄断中国种子市场,这个看上去逻辑自洽的阴谋论是目前国内反转基因斗士们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人士则自认为站的更高而看的更远。在他们看来孟山只不过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小卒,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美国政府。其耸人听闻的阴谋包括为了控制世界人口总量,通过转基因食物减少有色人种,尤其是黄种人的数量。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计划的执行机构,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通过赞助来收买专家、政府官员和媒体舆论。具体到中国,执行的路径是通过将转基因饲料卖给中国,通过猪肉作用于中国人,使中国人不孕不育。专程赴美拍摄转基因的著名反转斗士前主持人崔老师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其表述中能看到这一说法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科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美国民众的反智主义倾向抬头,对科学和科学家污名化成为媒体的时髦行为。当老百姓不断被媒体煽动起的恐惧感和他们对科学的无知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有某种力量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而此时,必然会有人跳出来借此获取政治上的好处。当时美国麻省剑桥市的市长维路奇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同时坐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的这位市长,却在当时变身为一位反转基因的急先锋,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向科学家们叫板,甚至力图推动禁止转基因研究的法案,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 几十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反智风潮也有越演越烈的态势。而当来自现代西方的反智思潮加上中国传统的迷信传统再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混搭在一起,所形成的反转基因力量比起当年的美国更加立体。当媒体精英、社会良心、红色二代们纷纷加入到反转阵营中之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重大困扰,以至于政府文件中都不再提“转基因”而用敏感度较低的“分子育种技术”取而代之。这种现状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生物技术和农业发展的根本利益,使中国措施又一次科技进步的良机,也耽误中国仅有不多的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机会。
编者按:央视《新闻调查》“追查转基因大米”节目播出后,湖北省即开始铲除农民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对此感慨说:应该拍电影,与十九世纪扒铁路媲美:没有录像,后世不会相信有这么愚昧的政府官员。 转基因是科学和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但是,少数华人偏执者通过造谣、传谣,将科学技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影响和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重新上演了反科学的闹剧。 2012年令人担忧,它可能成为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在中国遇到重大危机的一年。大家知道,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的时候,清朝曾有人愚昧到说铁路影响中国的龙脉,鼓动扒铁路、保龙脉。好在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可逆的事件,其后铁道运输为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很多人会以为,中国已经告别了扒铁路的愚昧时代。但近年可以看到,其实,在科学技术已经大量改观了全中国面貌的今天,扒铁路的心态并未完全消失,可以借尸还魂。 学会计出身的“电视说话大师”郎咸平,对他毕业的国家经济毫无影响、在他出生的台湾没多少听众、在他工作的香港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陆经常发表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迷惑一批听众。对他丝毫不懂的转基因,也敢于发表欺骗性断言。他说广西大学生精子下降,广西种植了转基因作物,所以,是转基因导致中国人出现生殖问题。广西大学生生殖能力下降就是谣言,只有无耻之徒才敢于在谣言基础上再叠加转基因谣言。这种人竟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畅销,是我国社会的悲哀。 一些人把传播谣言,变成了好像在保龙脉的神圣事业,说这是美国危害中华民族的阴谋,他们反对转基因是爱国。 在一小批人不断坚持造谣、传谣多年后,2012年,主流媒体终于偏向反对转基因,对转基因进行负面报道。所谓“黄金大米”事件,是2012年的一个转折点。 挑起黄金大米事件的,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中国代表。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放弃了在美国反对转基因,因为美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使他们没有市场。这个组织转而在中国反对转基因,他们派遣的华人,一群食洋不化的华人,用黄金大米事件,成功地挑起中国主流媒体对转基因的负面报道。黄金大米,不过是产生维生素的大米,如果没有对转基因的妖魔化,单纯说检验维生素,没有媒体会关心,也不能挑动民众。大米试验经过哪些程序,我们现在不清楚,因为参与的官员和科研人员,都被吓坏了,有些人极力摆脱干系,好像真是在检验毒药,而不是检验维生素。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些华人雇员,在转基因事件中,扮演的是“黑色恐怖组织”的作用。希望他们梦醒,不要继续危害中国。 在反对转基因的积极分子中,没有一位是分子生物学家,出场的生物学方面的人蒋高明,是做传统学科的。媒体经常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外界误以为他是植物所的第一号科学家。其实他只是植物所众多课题组的组长之一,而且在研究所前几年的评估中名列倒数第二,因为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不好,频临处理的边缘。蒋高明在所外进行的活动,并不代表植物研究所,更不代表中国科学院。 另一种反转基因的人是逢方舟子必反的人。我不是说方舟子的所有观点都是对的,但在生物学方面,方舟子的文章是严谨的。只是因为逢方必反、而反对转基因的人,是性格严重缺陷。 不懂科学的顾秀林等少数固执的人,更不懂转基因,而敢于胡乱批判,辜负了人们对她父亲顾准的尊重。 还有一些不懂科学的高干子弟,多次给中央写信,以谣言为基础反对转基因,导致各级官员害怕与转基因有关。这种作为是利用他们父辈的影响做他们父辈不耻的事情。 还有一些人以为政府支持转基因,在目前对政府不信任的社会风气中,反对政府的作为。他们不能或不敢反对政府做的很多事情,但转基因不是哪个官员的政绩,要反对很容易,所以这些人以反转基因扮演小群民众的英雄,并不是为国家、为民族负责,而是他们在自己不懂的领域出风头。 还有一种人最奇怪。 乌有之乡之类的极左派号称热爱毛泽东主席。但是,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从来不反对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他积极支持中国发展和应用新技术。即使在极左横行的文革期间,中国也推广了一些现代科学和技术,比如无线电,没人说无线电是美国发明专门用来对付中国的工具。 我虽然不做转基因食物的应用工作,但知道。我当然敢吃经过批准的转基因食物,如果美国原创黄金大米的公司给我,如果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说其他转基因食物可以用了,我都愿意吃。 反对转基因的势力,从少数偏执者导致全社会的问题。全国的官员现在多数都很怕和转基因沾边,更不敢批准转基因动植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科研人员开始不积极做、不好好做、不敢做转基因的工作。因为即使他们做好了,官员也不敢批准,他们的成果就没有用处。 美国的转基因研究和产业没有愚昧、偏执和骗子的阻力,会继续快速发展。而我国在不良势力影响下,可能更加落后。如果这样,那么将来我们将更依赖美国的技术和产品。我们的大豆都不如美国的价廉物美,需要大量进口。如果以后还有更多转基因改良的农作物、畜牧产品落后于美国,那么,我们也要从美国进口。那么反转基因的势力最终起到的作用,才是他们贴其他人标签的“卖国”。 铁路是百年前发展的必需,虽然人们当时就知道其副作用:成本、噪音、污染。但人们很快能做出理智的判断。 转基因是一百五十年来生物学发展的最重要技术之一,是现代生物产业的支柱之一。它已经开始改变农作物的生产,进一步的发展将更广泛地改变农业、畜牧业和制药。中国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需急起直追。 今天中国大豆大量进口,中国大豆在产量、质量和价格上都不如美国。如果中国坚持不研究、不应用先进的转基因技术改善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中国势必将大量进口更多的美国生产的、转基因的产品。 美国领先的技术已经在美国和多个国家推广。中国人,大多数也已经食用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的产品。造谣美国生产转基因危害中国,是小国岛民式的自作多情。美国迄今没有针对中国设计农作物,美国的转基因是首先自己先应用,自己领先,中国是没有本事自给自足大豆,才被迫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 转基因产品是否有副作用,是可以检验、也应该检验的,而不是不能检验的。有些人故意用龙种的谣言,目的就是说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无法检验,要几千年后检验,这是无稽之谈。没有一种食品经过几千年的检验,要按反转基因只要口头造谣就可以,那可以编造说中国人创造性缺乏是吃多了大米。转基因的安全性与应用的DNA有关,是可以检测和预见的。 反转基因导致目前的局势,做的人继续做,监管的人不想管,审批的不敢审批。以后,如果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出现,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减低生长成本,中国的农民并不会因为政府没有监管机构而不用,他们将照用,偷偷用。这样,反而无序化。 转基因应该非政治化,回到科学技术内部。在各级监管机构有适量社会代表,进行理智讨论和规范化,建立监管审核规章制度,促进和保证安全的转基因技术发明、应用,才有益于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使我国不错过一次技术革命,更不能因为一小群极端偏执的人,在缺乏毛泽东、邓小平等权威的官员怕事时代,绑架全社会,导致几十年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美国的粮食依赖。 (根据2012年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在“知识中国”颁奖仪式上的发言,修改补充而成) 来源:饶毅 饶毅:中国知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前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据法国《新观察家》19日报道,一批法国科学家经过对小白鼠长达两年的实验,发现这批被转基因玉米喂养的老鼠普遍患上肿瘤和多器官衰竭。 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领导的这个团队表示,这批200个实验鼠的食物主要是孟山都公司新推出的一种转基因玉米。本次研究的详细结果将发表在专业期刊上。 据研究者统计,做实验的这批小白鼠普遍患上乳腺癌,并出现肝脏衰竭。50%的雄鼠和70%的雌鼠提前死亡。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出它们身上长着巨大肿瘤。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在欧洲一直饱受争议,尤其是孟山都公司的产品。欧洲各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都持谨慎态度。法国总理埃罗20日表示,“假如孟山都产品被证实有危险,法国将在全欧洲层面反对使用”。 转基因玉米:甜脆、饱满、体形优美、头颗粒尾差不多。
记者梳理发现,中国农业部已经批准了12种仍然在有效期的转基因玉米,这些玉米获准进入中国作为加工原料使用,其中6种来自先正达公司。 国本土最大的粮油加工企业中粮集团7月3日发布公告,称其严格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进口玉米,不合规转基因玉米的退运责任由外商承担。(更多独家财经新闻,请加微信号cbn-yicai) 日前,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消息,截止到2014年6月16日,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共在125.2万吨进口美国玉米及其制品中检出MIR162转基因成分,对这125.2万吨进口玉米及其制品,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均依法作出了退运处理。 中粮集团是国内少数获准可以进口玉米的企业之一。中粮集团称:“在玉米进口贸易中,中粮集团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要求,在与外商签订的玉米进口合同条款中明确要求外商供应的玉米不得含混未经我国农业部批准的任何转基因玉米的品类。如果外商发运的玉米货物在运抵中国目的港后,一旦经口岸国家动植检部门检测出进口玉米中含有未经我国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品种,将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将该批进口玉米予以退货或销毁,由此引发的各类风险和损失责任由外商承担。” 跨国公司先正达研发的MIR162转基因玉米目前未获得中国农业部批准,先正达有关人士表示不方便透露未获批准的原因。而国内一位从事玉米种子研发的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暗示,中国玉米连续三年由于风调雨顺实现丰收,玉米供应充裕,MIR162转基因玉米未获批准进入中国市场可能与此有关。 在此之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中国农业部已经批准了12种仍然在有效期的转基因玉米,这些玉米获准进入中国作为加工原料使用,其中6种来自先正达公司,分别是:抗虫玉米MIR604、抗除草剂玉米GA21、抗虫耐除草剂玉米Bt11×GA21、抗虫玉米Bt11、抗虫玉米Bt176、品质改良玉米3272。 其他仍然有效可以合法进入中国市场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分别来自拜耳作物科学公司、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先锋国际良种公司、陶氏益农中国有限公司。(完) 1、农基安证字(2011)第001号 抗虫玉米MIR604 先正达农作物保护股份公司 加工原料 2011年8月28日-2014年8月28日 2、农基安证字(2011)第002号 抗除草剂玉米GA21 先正达农作物保护股份公司 加工原料 2011年8月28日-2014年8月28日 3、农基安证字(2011)第021号 抗虫耐除草剂玉米Bt11×GA21 先正达农作物保护股份公司 加工原料 2011年11月3日-2014年11月3日 4、农基安证字(2011)第022号 抗除草剂玉米T25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加工原料 2012年5月8日-2015年5月8日 5、农基安证字(2012)第013号 抗虫玉米MON810 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 加工原料 2012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 6、农基安证字(2012)第014号 抗虫玉米MON863 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 加工原料 2012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 7、农基安证字(2012)第016号 抗虫玉米TC1507 先锋国际良种公司、陶氏益农中国有限公司 加工原料 2012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 8、农基安证字(2012)第017号 抗虫玉米59122 先锋国际良种公司、陶氏益农中国有限公司 加工原料 2012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 9、农基安证字(2012)第021号 抗虫玉米Bt11 先正达农作物保护股份公司 加工原料 2012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 10、农基安证字(2012)第022号 抗虫玉米Bt176 先正达农作物保护股份公司 加工原料 2012年12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 11、农基安证字(2012)第173号 耐旱玉米MON87460 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 加工原料 2013年5月21日-2016年5月21日 12、农基安证字(2012)第174号 品质改良玉米3272 先正达农作物保护股份公 加工原料 2013年5月21日-2016年5月21日